也谈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从国内高校的“创新实验班”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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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建设的栋梁，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关系到将来国家的创新水平。本文通过国内高校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而建立的“创新实验班”的出现分析了中国目前“创新教育”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最忌讳的就是急功近利”的观点，并且通过实例分析了创新所必备的要素，指出了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出路。
关键词：创新教育 创新实验班 创新人才培养
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现在的大学生应该是未来国家创新的主力军。可是就在几天前，一则“全国最小博士生逼父母买房”的新闻再次将我们关注的视线拉回到了这些“特种教育”以及那些年纪轻轻的“天才”们。
一、 中国的“创新教育”
10岁读本科，13岁读硕士，16岁读博士。“神童”张炘炀在不断的挑战人们的想象力。中国自古一向以读书为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反映了当时人们以“一心只读圣贤书”为高的心态。
儒家思想从诞生以来延续了接近两千年，直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才有人敢站出来批判。科举制度建立了一千多年，直到西方列强快要将中国瓜分完毕之后才终止。中国人啊，在一味的读那些所谓的“经典儒学”的时候，西方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发展现代科学的潜能，中国人曾经一直以为只要修建一道城墙、修建一条长城就可以让自己永远统治天下的美梦，直到西方列强船上大炮响起的时候才如梦初醒。
几百年前，统治者对人民思想的禁锢、对文化的禁锢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而现在，中国意识到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中国的各式各样的“创新教育”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而张炘炀只是中国“创新教育”的一员。
从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后，高考又成了普通人民“圆梦”的重要途径。1978年，著名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成立了。我们学校（华中科技大学）也曾在1985年开设过少年班，招收17人学习。改革开放之后，在各个方面的因素之下，高考成了很多群体关注的焦点。现在很多孩子家长为了孩子能够更加轻松的考上大学便想方设法的让自己的孩子进入重点高中。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重点高中自然很吃香，进入重点高中的门槛也自然而然的提高，因此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能够更轻松的考上重点高中便想方设法的让自己孩子进入重点初中。到头来，为了高考，家长要从幼儿园开始抓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高中出现了冠以着重培养“创新”能力的班级——“重点班”、“快班”、“奥赛班”、“实验班”等等等等。
到了1998年左右，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一件大事——大学产业化与大学生扩招。扩招的结果就是大学生平均质量的降低。大学招生也从“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情况逐渐转向了“供大于求”的卖方市场。为了达到抢占生源等目的，中国大学的一些“创新学院”的建设的规模逐渐加大。2000年浙大成立了“竺可桢学院”，200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复旦学院”，2007年北京大学的元培实验班变成了“元培学院”，2008年我们学校（华中科技大学）也成立了“启明学院”。
一方面是中国的大学在不断的通过一些“创新”型的学院突出自己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学生不断获得的各种“成就”。十年之前《哈佛女孩刘亦婷》火的特别厉害，创下将近200万册的销售纪录，感动了不知多少中小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从国内直接考上世界最高学术殿堂哈佛大学的刘亦婷，普遍被人们看成是家庭早期素质教育的成功典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刘亦婷的成长之路，刘亦婷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家庭教育培养的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家长把自己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孩子的一切都由家长来安排。为了让孩子能够顺利出国，一切有利于孩子出国、考试的事情家长就支持，一切不利于孩子出国考试的事情就反对。在顺利出国之前，刘亦婷很少能够跟同龄的孩子保持足够的交流、接触，甚至兴趣、爱好、特长的发展都受到了影响。刘亦婷可能还算是成功的典型，如果刘亦婷的这种创新的教育方式被中国家庭大量的效仿的话，培养出来孩子将会是只有空乏的知识而人格缺失的孩子。换用一个流行的词，就是“脑残”的孩子。
我校校友，淘米公司的创始人汪海兵曾经说过，“中国社会现在弥漫着一股浮躁的风气，而浮躁的根源在于人们的急功近利的心理”。刘亦婷的家庭培养方式虽然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看来，算是一种创新，但是这种创新的培养方式培养出来的孩子，由于家长的急功近利的心理，再加上跟社会的一定程度的隔离，会导致孩子在读书的道路上诸事顺利而在进入社会这个“大学校”的道路上诸事不顺。
二、 何谓“创新”
创新从哲学角度讲是人的实践行为，是人类对于发现的再创造，是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矛盾再创造。人类通过物质世界的再创造，制造新的矛盾关系，形成新的矛盾形态。
创新是“人类对于发现的再创造”。也就是说，创新包含两大要素：认识这个世界上已有的事物以及改造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创造一定要基于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没有现实依据的创造，不现实，也不可能为这个社会服务，创新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正常的孩子在小时候会对任何存在于世界上的东西感兴趣，而过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对世界上的很多东西丧失了兴趣。这就说明，人们对世界上的事物的认知能力存在一个黄金时期。一般认为，孩子认识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的黄金时期是0-6岁；而孩子建立对人际关系的认识黄金时期是6-10岁（数据来源于网络），而儿童幼时对世界的感知对他将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有重大的影响。 “神童”张炘炀10岁就考上了大学，也就意味着他把他人生中认识世界、感知这个世界、建立人际关系的关键时期，在对世界上的事物最感兴趣的时期用来学习一些枯燥的数理公式、经济理论。而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却严重缺失。数理化这些知识二十岁、三十岁甚至到老再学也不迟，而世界观、人生观这些人格的重要组分一旦超过10岁就很难弥补了。家长只注意到了能够考上大学这种“量化”的指标，却忽略了一些一般人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的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就像是催熟的果子，只大不甜。
当然了“神童”张炘炀逼父母买楼的事情也不能简简单单的怪“神童”张炘炀的父母。当前社会就弥漫着一股浮躁的风气。人们普遍都在寻找着去往所谓的“成功”的捷径。市场上很多的成功学的“著作”都在热销，《××所必备的十大素质》、《做一个优秀的推销员》之类的书一直在高举热销榜的前几位，我也曾经看过一些这样的书，读完这样的书，经常被作者迸发出来的强大的激情所感染，但是坐下来静静的思考一番，这样的书的作者连什么叫“成功”都没有搞清楚，而我们又指望能从这书中学到什么呢？
三、 中国大学的“创新”
作为一半是学校，一般是社会的大学校园，也难免弥漫着这样的一股浮躁的风气。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最怕的就是急功近利。
解放前，中国文化相对繁荣，国内公认的“大师”很多就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当时的大学坚持学术自由、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的原则，涌现除了一大批的科学与人文领域的大师级的人物。像蔡元培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在当时深入人心，而梅贻琦的“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办学理念使得国内国外诸多著名学者纷纷来华执教。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政治利益的影响，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被中断了。
建国后，中国经济相对薄弱，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力，我国格外注重工学、工程人才的培养，我校“华中工学院”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华中工学院”能够在几十年时间内一跃成为全国前几名的学校也说明了我国对工学的重视。但对工学的重视意味着对基础学科的忽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没有一个获得诺贝尔奖就说明这一点。创新型的人才不仅仅需要懂得实践，更需要懂理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就曾经指出，清华要加强在基础学科的研究的投入。其实，杨振宁先生指出的是中国大学的通病，可谓是一针见血。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越是没人得诺贝尔奖，就越有人希望得到，越希望得到，人们就越会急功近利。一年前曾经有个新闻让我们觉得又想哭又想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拟从2010年9月份入学的新生中挑选30人组成“交大经济学特色班”，旨在培养一批能够冲击“经济学诺贝尔奖”的高端经济学术人才，开创了人才培养的新途径。让我们想笑的是，开设这个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拿诺贝尔奖；可是让我们想哭的是，任何搞科学研究的都知道诺贝尔奖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连中国的大学都这么浮躁了，那中国社会到底怎么了？
好在我们经过60年的发展，已经意识到了传统的培养模式带来的后果，所以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零零散散的“教改”的呼声，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中断过。但是所谓的“教学改革”，虽然表面上都是提的要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但是实际上，不管在哪个学校，都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将“创新”与“实践”混为一谈了。很多学校的老师简简单单的把教会学生如何使用一种仪器就叫做“创新”；也有一些学校把机械式的培养为竞赛的机器，只会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叫做“创新”；更有甚者，很多学校的老师把一些本来不应该由学生去做的项目交给学生去完成也叫做“创新”——很明显，“实践”跟“创新”已经分不清关系了。
诚然，“实践”相对于原先纯粹的教授理论的知识来说，是投入了不少，是创新；但是从另外的角度讲，学生只是单纯的多学习了一点知识而已，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无益。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十七大之后，“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下，“创新人才培养”再一次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华罗庚班”、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交大经济学特色班”、清华大学“基础科学班”、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涌现了出来。这些学院冠以“实验班”、“创新班”、“特色班”的名义，在以不同的方式探索着大学精英教育的方式。总结起来，这些“实验班”培养的模式不外乎增加课程的学时、倡导个性化培养、给每个同学配备一个指导教师、增加数学物理等基础科学课时、鼓励参加各种学科竞赛等方式。
增加学习的课程的学时。我校（华中科技大学）的启明实验班即是这种做法的典型。除了课外学分之外，电气实验班的学分要求是193学分、经济学实验班的学分要求是198学分，物理学实验班的学分要求是215学分。一方面，学校为了突出其理工科的特色，要求经管类同学修习工科的学分；另一方面，学校为了突出其校园人文气息，要求理工科学生修习语文等人文学分。相对于普通的同学而言，较多的课程有益于发挥跨学科的优势，但是较多的学科同时也让同学们课外自由支配的时间的相对减少。
倡导个性化培养。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的培养模式算是这种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典型。竺可桢学院要求同学们前两年进行通识教育，但是在后两年实施由导师指导的导师制的教育。一个导师最多同时指导三个人，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制定培养计划。
增加数学物理等基础科学课时。清华大学的“基础科学班”是这种培养方式的典型。清华大学“基础科学班”从1998年正式开始招生，主要面对物理系和数学系，教学内容上被突出加强了数学和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比例。由于“基础科学班”的教学突出了数学和物理等基础学科的教育的特点，因此这个班被外界称为“诺贝尔奖”班。
从这种角度讲，中国大学的“创新型教育”其实是在扩招的大背景下，属于少数同学的“专属特权”。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经过本人调查，更多的同学选择进入这些“创新实验班”的目的不是因为喜欢这些实验班的人才培养方式，而是有另外的两种原因：觉得优秀的同学都去实验班了，为了让跟自己打交道的都是优秀的同学，所以要去实验班；实验班承诺的保送研究生的优惠政策非常诱人——60%或者更高的保研率意味着只要考上实验班就考上硕士研究生了。
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大学为培养同学们的创新能力而设立的各类实验班是有其局限性的。当然了那些为了招生而设立的各种各样的班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这些实验班具有单一的选拔方式。我校（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的数理提高班等班级是根据高考成绩录取的，甚至考生在报志愿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是否报考数理提高班。即使一些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选拔的提高班，比如机械提高班、电气提高班，也仅仅凭借开学之后一个月的一场数学、外语等少数的几门考试的分数线来决定。具有创新能力潜质的学生不一定可以考得好的成绩，而考得好的成绩的同学也不一定适应创新人才的培养方式。这种单一的选拔方式，从生源上就决定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注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会受到来自学生、家长等各方面的压力。
这些实验班往往培养“创新”能力的方式局限于多开设几门课程。多开设的课程往往在实践上缺乏经验，而老师在教授这些类型的课程中也缺乏经验。学生也因为学习这些课程，应付这些课程的考试而占用了大量的课余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大学期间往往是一个人融入社会、了解社会的关键时期，如果在大学期间孩子们把几乎所有时间都用在应付考试中去了的话，那么就像16岁的博士一样，培养出来的人缺乏基本的社会能力。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曾经说过，“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实验班的精英的培养模式在继续扩招的压力下已经成为了过去。以我校（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为例，启明学院提高班一个年级招收的学生有600多人，再加上创新基地、特优生，加起来可能一个年级就要有1200人左右，大学4个年级加起来一共5000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一个学院要能够确保这些学生都接收到如同培养计划中所述的培养模式的培养，管理制度必须十分健全才行。这么多人明显会导致培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的缩水，导师制等培养模式逐渐趋于流于形式。而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的人数也有1400人之多，占到了总人数的10%或者更多。从这个角度讲，原本属于精英的教育，已经大众化，那么如何保证这些精英的教育的质量呢？
淘汰机制导致“创新”思维的弱化。我国的这些创新实验板有的还设有淘汰机制。淘汰机制要求考核方式必须统一，否则就会导致不公平。但是统一的淘汰机制就会使得学生必须拿出很多的时间来应付考核。像浙大的竺可桢学院就通过考试来考核同学们。这样的考试形式已经限制了同学们的创造性的思维的发展。
因此，虽然中国高等学校出现的“创新实验班”难免有急功近利之嫌，但是还是为中国的“创新人才”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四、 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出路
常规的、传统的培养模式很难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而中国目前的创新实验班的培养方式仍然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不足。那么创新能力培养的出路何在呢？
创新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是不能急功近利。
创新型的人才，要有创新型的思维，首先必须是一个正常的人。如果一个人在孩提时代该玩的没有玩，在自己对这个世界最好奇的时候没有那种对世界的好奇心，那么也很难强求他在将来有重大的发明。一个对世间万物都不热爱的人，何谈热爱他所从事的职业呢？如果一个人在了解社会，建立人际关系的青年时代一头扎进了数理化的那些枯燥的公式中而没有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连自己的定位都没有搞清楚，也很难强求他在将来能够为这个社会发光发热。一个对这个世界没有基本的认识的人，何谈让这个世界了解他呢？那种从出生之后就被父母逼迫开始研究数理化的那些枯燥的公式的人，虽然考上了大学，但是生活还不能自理，这能算是正常人么？创新来源于生活，而服务于生活，如果一个人连正常人所拥有的生活都没有，那么何谈创新？即便创新了，如何为人类、为社会服务？正如蔡元培说的，“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如果学生连基本的人的能力都没有，何谈创新能力？
创新型的人才，要有创新型的思维，必须要突破常规的教育方式。创新型思维的培养在中国还存在这很多方面的问题。目前中国高校中存在的实验班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不管从选拔、培养还是从考核的制度上讲都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不足。从选拔的角度讲，按照基础课考试成绩一刀切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创新人才培养的初衷。创新人才突出的是创新能力，而考试成绩较高的是考试能力。创新能力跟考试能力几乎不相关，用跟创新几乎不相关的考试能力去量化衡量一个人的创新能力，本身就是一种不完善的方法。从培养的角度讲，目前中国高校中存在的实验班仍然存在着教师人手不足等问题，实际上同学们只能做教师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而教师研究的课题显然对于学生们来说并不适合，而且学生对课题的帮助也仅仅局限于表面上，学生很难深入进入，更像是课题组的一个“打杂”人员。从考核的制度上讲，目前中国高校中存在的实验班的考核制度的一刀切的方法也有其局限性。为了管理方便，淘汰制的考核最终往往采用考试的方式，而考试的内容、考察的范围的限定本身就限制了同学们的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同学们即便是为了培养创新能力而来，也在最后迫于无奈为了应付考核而日夜奔波。
创新型人才，要有创新型的思维，还要必须有学校的突破常规管理方式。传统的管理方式对于学生来讲是一种负担。在创新型思维的学生的培养的过程中，学生更应该扮演的是一种主人的角色，而老师应该扮演服务者的角色。在培养的过程中，除了给予一些必要的指导（诸如研究方向、技术细节）之外，尽量少的干预同学们的发展。创造性人才的培养需要自由，创造性的工作意味着工作更应该是一些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工作，如果指导教师在学生做一些前人尚未做过的工作的时候予以干预，很可能就会导致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欲望的衰减。从大学生本身的角度讲，如果要培养自己的创造性的思维，也要尽可能的寻找对自身限制最少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自身的创造性才会被最大程度的激发。
创新型人才，要有创新型的思维，还必须要增强知识积累。创新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但是创新也不仅仅靠“格物致知”。创新需要本身具有深厚的知识的积淀。这就是为什么杨振宁提出要加强基础学科的学习的原因。创新只是一种思维方式，而给这种思维方式做铺垫、打基础的是深厚的知识的积累。被誉为“近代物理学之父”的伽利略一生中有无数的发明创造，而他的创造都是因为他拥有良好的数学、物理基础。
另外，创新型人才，要有创新型的思维，也必须要有自身的兴趣爱好以及个人志向的推动。在创新能力培养中要以自己的兴趣为驱动，而不能随波逐流，看什么热门去研究什么。最热门的意味着研究的人越多，创新的机会可能就会越少，而科学方面的研究最需要的就是也能够耐得住寂寞。只有在自己兴趣以及个人志向的推动下，一个人才会有创新的不竭的动力。
总之，在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过程中要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主动实践和科技创新，开发学生潜能，这才是创新教育的出路。
五、 结束语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最忌讳的就是急功近利。办什么“诺贝尔奖”班为了培养将来拿诺贝尔奖的人，往往收效甚微。而纵观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他们的特质，往往恰恰是我们的“创新班”培养出来的同学最缺乏的——良好的性格、健全的人格、健康的身体和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维基百科.“创新”词条. http://zh.wikipedia.org/zh/創新
[2] 北京晨报．《清华“诺贝尔班”精挑严选 新生中取27人》2011年2月25日
[3] 新浪教育.《为培养诺贝尔奖人才 上海交大首设经济学特色班》2009年10月14日
[4] 人民网幼儿教育论坛. http://bbs.pep.com.cn/forum-19-1.html
注：本文是本人的某课程的课程论文，相对于原论文，略有改动与删节。很多观点为本人观点，有欠推敲，但属原创。如对本文有异议，或者本文对您的任何利益产生了影响，请联系本人。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